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赋权”理论探析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19-10-08 14:08

  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传播研究及实践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赋权”理论及其传播策略。该理论以关注边缘人群的权力为起点,以参与式发展为核心,为传播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赋权过程或机制包括边缘人群对其所属社会或社区的全面认识,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需要的援助的诊断,以及与社区成员和外部专业人员的互动沟通以寻求解决方案,最终促进社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边缘人群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学习经验、分享知识技能。外部专业人员为社区和个人提供支持、协调与援助,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边缘群体,他们在参与式的发展中分享知识,并最终收获发展的益处。本文试图论述赋权理论及其在发展传播研究中的应用,认为赋权理论为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赋权理论在许多学科领域得到阐释和应用。社区研究者将赋权定义为“个人、组织与社区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获得掌控与自身事务相关的能力,以提升个人生活、组织观念与社区生活品质”[1]。管理学者认为“赋权是指下属获得决策和行动的权利,它意味着被赋权的人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赋权是指发展积极的自我能力意识,对周围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性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可以增强个人和集体的资源”[2]。赋权理论的前提是人有能力提高与他人、团体、社区的合作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赋权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赋予社会成员管理自我、社区及相关事务的权力,并在管理和解决问题中与他人分享知识和技能。由于这一特点,赋权理论在诸如社区研究、媒介素养、青少年健康、女性研究等领域中都有相应的阐述和运用。在发展视野中,学者们从赋权理论的角度理解发展过程中赋予个人或社区权利的重要意义。根据Fawcett的观点:“社区赋权是一个提高群体控制重要地位的过程,这些重要地位对于社区成员是非常重要的”。Cornell赋权群体(CornellEmpowermentGroup)将赋权描述为“一个有意识的、以地方社区为中心的、正在进行的过程,包括相互尊重、危机反思、人道的群体参与,通过这一进程,使那些不能分享宝贵资源的人们能够接近并控制这些资源”[3]。赋权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社区成员及其组织被动员起来,通过对话和社会行动参与到社区发展之中。

  美国学者kote和H.LeslieSteeves检视了发展传播理论的流变,系统阐述了赋权范式在发展传播学中的运用。他们认为发展的真正含义是让所有人获得平等的资源与机会的一种过程。现代化范式的实践说明了发展传播作为推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一种策略,却产生了剥夺,带来了贫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首先,现代化范式中“责备受害者”的价值取向,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其内在的个性、心理以及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如果个人和群体不具备“所期望的”态度、见解、行为或特征,或者未能有效地参与社会事务,那么,这个人就是不完善的,是需要被教授技能或指导的,而对社会之于他们的损害却熟视无睹。如Ryan指出,“责备受害者几乎被用于所有的美国问题,如贫困者糟糕的健康状况被解释为受害者缺乏健康意识和健康信息。贫民窟的问题在于住户的个性特征……是不适应大城市的文化生活”[4]。其次,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一些社会理论家如斯宾塞(HerbertSpencer)等运用(或扭曲了)达尔文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竞技场中的适者生存,认为政府如果介入穷人的利益竞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妨碍了自然选择的法则;再次,现代化范式维持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Srinivas和Leslie认为,(发展项目的)政策规划及其服务都力图从改变贫困的个人着眼,忽视了个人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之间完整的依赖关系[3]。因此,究竟什么是发展,什么人决定发展,谁是发展的受益者,谁承担发展的风险或代价等根本性问题的不同回答,将不同利益者区分开来。Srinivas认为:“任何一种剥削大众、使有钱人和有权人获益的政策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利益和风险在所有经济和社会阶层中更加平均地分配。主流范式中的西方模式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它们强调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和中心化的规划,这将增加精英阶层的财富和权力。相反,非中心化的、地方参与模式将更为适合(发展中国家)”[3]。

  70年代是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转折点,在夏威夷大学举行的专家会议[5]上,学者们回顾了传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勒纳(D.Lerner)和施拉姆(D.Shramm)承认发展中“漏斗”传播模式(单项路径)被证明是无效的,这种坦诚也为人们寻求更有效的新路径拓展了空间。一些研究开始探讨新的、基于社会平等新范式。罗杰斯(EM.Rogers)总结了新范式的一些特点[5]:采用度的路径,考虑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和经济增长。即,新范式将发展不仅视为物质增长,同时也是社会文化进步,强调接触传播媒介、参与传播活动、与社会文化语境相适应的传播内容。新范式修正了旧范式,提出公平、参与是发展的本质所在。

  尽管新范式鼓励边缘人群(或底层民众)参与到发展项目之中。然而,这些发展项目或发展议题常常是由发展专家(或专业人员)提出的,他们通常不愿意放弃对发展过程的控制,致使发展项目在社会边缘人群中得不到全面的理解和呼应,再加上其他一些诸如期望与利益之间的冲突等,使得这一范式在实践中也同样面临破产的厄运。实践表明,除了获得一些主流范式所追求的发展指标外,发展项目在底层民众与专家之间尚未达到分享知识、理念的效果,地区环境与文化适应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3]。由于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妇女和其他底层民众依附于一种高度分层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较低的社会地位阻止了他们参与发展项目、进行知识分享。所以,没有赋权的切实努力,所谓“参与”、“平等的知识分享”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新范式在本质上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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