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育史学理论研究进展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19-10-09 02:37

  反思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困境,从对本源问题的不断追问中寻求新出路,未来教育史理论研究应注重提升哲学品质,为构建教育史哲学知识体系而努力。

  1978年4月,广东教育会组织了一批高等师范院校包含教育史研究者在内的教育学家,举行对孔子教育思想再评价的座谈会,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吹响了号角。1979年12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1996年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2004年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的成立在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杭州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纠正了“厚今薄古”“以论代史”的错误倾向,理顺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重新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教育史研究,明确了拓展教育史研究范式是促进教育史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探讨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提出加强教育制度史的研究。本次会议奠定了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教育史研究以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为主要研究范围的基调。1980年和1983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分别以“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题召开年会,引发关于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大讨论,表明从教育史学科重建工作的开始便注重学科体系与理论建设。高时良、孙培青、金锵、吴式颖、滕大春、赵祥麟等老一辈学者分别就中外教育史研究与学科建设发表专论,对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史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的兴起具有指导意义。如高时良认为教育史学科包含三个层次的学科体系:(1)低层次教育史(教育史学内部各种教育史);(2)中层次教育史(教育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3)高层次教育史(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

  有数位中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张斌贤在1986年至1989年连续四年在《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专论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问题文章,论述“教育史学”与“教育史研究”的关系,在“教育史”“教育史研究”之外,提出构建教育史学的设想,“教育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心在于教育史研究本身,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提高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水平,解决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2],并从十个方面提出加强教育史理论研究。这些文章确立了“教育史学”作为一种从教育史研究中分立出来的新概念与体系。1989年,田正平撰文指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种被史学界称作是‘危机感’的‘幽灵’时隐时现”[3],率先在学界反思教育史学“危机”。尽管该研究主要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史为分析对象,却是学界迈出传统教育史研究范式做出变革的第一步,是开创教育近代化研究的思想先导。同年,周洪宇撰文指出,任何一门学科或学问都有自己的方,每个研究者都受一定的方的指导,但是有不少研究者在庸俗社会学方的影响下发生方的偏差,导致在学术实践中产生“分割研究”““注经疏义”“假设推理”“添冠加冕”“循环论证”的不良表现,应该坚决地摈弃这种庸俗社会学方,回归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体系中来,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立体网络结构方。1993年开始兴起东北教育史、教会大学史、高等教育史等新领域,代表性作品有齐红深的东北教育史研究、潘懋元与刘海峰的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等理论文章。该阶段并未出版专门的教育史理论研究著作,但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的研究范式已经逐步得到确立。尽管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文章并不多见,但张斌贤、田正平、周洪宇、杜成宪、刘海峰、贺国庆等中青年学者已经发表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并把教育史学作为一种亟待加强研究的领域抛入学界讨论之中,显示出从研究历史到反思自我的转变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发展集聚力量。

  该阶段我国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发文量已经有了显著提升,教育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教育史实的回溯,而是更加注重教育史学的学科建设与实践应用。1996年,杜成宪在《中国教育史学科能不能分享”科学”的美名?》一文中直陈:“中国教育史学科能不能成为科学,关键在于有无对本学科的自我反思,是否形成关于学科自身的系统理论,也即中国教育史学理论。”[4]并以“中国教育史学”为反思对象发表系列论文,对提升教育史学理论品性具有重要引领作用。1996年底,中断了十年的教育史研究会年会在桂林召开,会议以“中外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议题讨论了中外教育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问题,并将这种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主题讨论在1998年、2000年的年会上延续。

  新旧世纪之交,教育史学“危机”的声音已经充斥在整个学术界。2000年,张斌贤在《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指出,“摆脱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危机,注重学科的自我反思、加强研究者主体的学术自律、科学确立学科定位,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克服危机的基本途径”。[5]2001年,张传燧发文:“说教育史学的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教育史的几次全国学术会议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6]他认为教育史学危机主要是理论危机、现实危机和队伍危机,必须重构《教育史学》。同年,贺国庆在文章中同样论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只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复兴。由于学科本身没有多少变革和创新,经过短暂的繁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和困境。世纪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机的关口。”[7]2003年,田正平、肖朗教授在《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中指出,教育史学科在新世纪应继续深入开展专题性和实证性研究、倡导多学科的交叉型和综合性研究、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国际化[8]。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选举产生以田正平为理事长的新一届理事会,标志着在20世纪80、90年代活跃于教育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中生代学者正式从老一辈教育史学者手中接过了旗帜,迎来了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新高峰,2005-2008年间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论文保持年均35篇。2008年,田正平在《老学科新气象——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一文中对教育史学科建设作了全面综述与发展展望。该时期田正平运用现代化范式开展教育史研究已经发展成熟,其指导的博士生多在此范式下开展研究,带动教育史学界围绕近代教育史研究形成系列成果。丁钢倡导的叙事范式教育史研究已经起步,指导多位博士生完成相关研究,这种历史叙事研究与教育研究中的叙事研究相结合,在教育研究领域形成一种新的研究风向,推动了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研究视野的下移。周洪宇在1996年、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教育史年会上先后发表《教育史学的创新》《范式转换与新世纪教育史学的发展》《论教育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我对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持续开展教育史学基本问题与范式转换的研究。

  这一时期,教育史学科在“危机”中前行,学者们临危思变,通过持续的学科建设讨论,转危机为机遇。无论是中国教育史还是外国教育史学科,都将“教育史”“教育史研究”“教育史学”“教育史学科”“教育史学史”作为研究对象,标志着教育史学理论研究基本完成从教育史研究中的分立,形成教育史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两大领域。刘立德从教育史教材发展史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史教材建设工作做了研究,为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历史回顾提供了新的视角。该时期出版了《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1998)、《教育史学》(杜成宪、邓名言,2004)、《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周采,2006)等理论著作,几所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相继建立教育史博士点,开始培养新一代教育史学理论研究青年学者。在此背景下,教育史学理论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成果开始进入教育史领域,并催化教育史学理论打破学科壁垒,教育史学理论研究呈现出生机与活力。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中国教育学者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COA16016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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