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时代议程设置探析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20-08-24 05:17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对“媒介与选民对总统竞选的看法”的研究,得出结论:新闻媒介建构的外部世界与样本选民头脑中的图像密切相关,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确实存在。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前后交叉相关”验证了媒介议程设置和选民议程的关系,并得出媒介议程排序在前,选民议程排序在后的关系[3]。这一结论肯定了媒介议程的强大的主导作用,媒介议程深深影响着选民的议程。选民的导向需要影响着媒介的接触模式[3]。1999年,唐纳德?肖(Donald L.Shaw)、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以及戴维?韦弗(David H.Weaver)和布拉德利?哈姆(Bradley J.Hamm)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个体、团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的学术论文,拓展了议程设置理论。2000年,唐纳德?肖(Donald L.Shaw)和他的两位女助手戴安娜?诺特(iDanaL.Knott)、德博拉?卡普兰(DeborahKaplan)又提出一篇新的论文《公共议题的衰落:个体怎样与媒介融合以形成新的社群》,对“议题融合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议题融合论”和“议题设置论”相比,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议题融合论”的研究出发点是社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为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如何使用传播媒介以及使用传播媒介所达到的社会效果。而“议题设置论”,则往往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着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受众。“议题融合”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寻求团体阶段、寻求团体“议题”阶段、寻求引导阶段、寻求传播媒介阶段、大众传媒“议题设置”的初级阶段、大众传媒“议题设置”的高级阶段[4]。2014年,麦库姆斯、肖和韦弗将议程设置理论拓展至7个方面,并对其中的导向需要、网络议程和议程融合进行详细讨论[5]。通过对议程设置提出者对议程设置理论拓展的梳理,可以发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议程设置理论并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议程设置理论由最初大众媒介影响个人议程拓展为个人议程与媒介议程相互影响,二者呈现融合的趋势,这动摇了媒介议程的中心地位。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的单向闭合过程,由“个体议程—社群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多向非闭合过程代替,研究的重点应由“媒体”转向“社群”[6]。微信是一个以强关系为主,弱关系为辅的社交平台[7]。相较于微博,微信是一个封闭式的传播圈子,在以熟人社交的基础上,议程一经传播,迅速发酵。在“江某被害事件”中,自媒体议程设置呈现出先发制人、设置单一议程、表达方式情绪化的特点。

  11月9日,对江某妈妈和刘某的采访视频公布,据百度搜索指数显示,以“江某”为关键词的搜索在11月14日达到顶峰[8]。通过对微信朋友圈里的爆文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多数100000+的自媒体文章在11月13日发布,最早的一篇公众号推文是11月9日“新闻哥”的《为闺蜜挡刀而死的江某,你妈终于当面问了那个人:还有良心吗?》此文得到100000+阅读量和15294的点赞量,而将推向的是在11月12日“咪蒙”的文章《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她刊”也在同一天发文《江某,你替刘某去死的100天,她买了新包包染了新头发》,两篇文章均达到100000+的阅读量和100000+的点赞量。自媒体也纷纷集中在11月9日—11月13日发表文章,形成议程上的聚合,从而引导,在此过程中,自媒体牢牢抓住了公众的痛点,并借公众的痛点做文章。在公众的朴素的正义情绪被“咪蒙”等一些自媒体煽动至时,“新京报评论”在11月13日发表文章《杀气腾腾的咪蒙制造了网络暴力的新》,文章直指“咪蒙”的不当做法,虽然收获了100000+的阅读量,但是点赞量居于首位的评论是“站咪蒙,支持她煽动大众的愤怒”,可见此时受众的情绪已经被带偏,信息爆炸时代,受众情绪的敏感性,受众的情绪极易被自媒体带动。

  相较传统媒体,自媒体以利益优先,往往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江某被害事件中,在已有的资料里,受众更多的关注的是刘某,而自媒体深知受众的特点,于是陈某某作为杀人凶手并没有收到自媒体的关注,而刘某成为自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如“咪蒙”站在人性的高度上号召大家去批判刘某,“HUGO”“视觉志”“当时我就震惊了”则直接采取喊话的方式将矛头指向刘某,在还未出现之前,观点先行,先入为主给事情下了结论。然而,“江某被害”牵涉到的道德与法律远非自媒体去批判刘某那么简单,自媒体的这种做法欠妥,以致于有制造网络暴力之嫌。而传统媒体公众号的推文则是聚焦于整个案件中的情、理、法,议程设置更加多样,相较于自媒体一致批判刘某,传统媒体公众号显得更为理性。在达到的时候给公众的情绪降降温。整个事件涉及到刘某的道义责任与法律责任、公众表现出的正义感,自媒体在议程设置上重点突出刘某的道义责任,未能全面的分析此次事件中呈现的各个方面,设置单一的议程,没有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

  在最初刷爆朋友圈的文章里,都是采用叙事化的风格,如“咪蒙”的文章采取设问的方式,并在文章的开头部分采用假设的方式,使受众产生强烈的带入感,从而引发共鸣,在文章结尾的时候采取呼吁的方式号召大家签名。文章对于采访视频进行片面截图,其中刘某和朋友聚餐的图片在自媒体公众号里反复传阅,后来经刘某澄清,其中一个打马赛克的正是江某,通过碎片化的传播成功吸引受众眼球,自媒体议程设置者通过夸张、片面截取的方式将议题软化。传播者软化议题的方法有:公共议题敏感化、颠覆化[9]。在整个事件中,陈某某已被日本警方逮捕,而责任的另一方刘某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公众心里难以平衡,自媒体牢牢抓住公众情绪的敏感性,并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迎合受众情绪,但是当我们客观地审视整件事的时候,嫌疑犯陈某某才是罪魁祸首,最值得批判的一个人,然而由于自媒体对议题的焦点转移,使公众的情绪更加极化,从而引发道德审判。自媒体通过情绪化表达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封闭式的社交平台上,人人都是在传播的节点的基础上,达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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