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 如何能以温和但持久的方式表达自我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19-06-16 22:01

  周濂:说到这本书的书名——“打开”,它是2011年“理想国”沙龙的主题。我当时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梁文道先生的一张照片,他用大家熟悉的温和笑容,左手持话筒,右手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拳头的动作,身后是红底白字的“打开”两字。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智慧”的课堂上,几乎每一次开场白都会用上梁文道先生的这张照片。

  因为在我看来,西方哲学的智慧和面向大众的西方哲学史课程,它的核心目标就是“打开”——要打开我们的视野,打开我们既定的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想的可能性,通过漫长的说理、像梁文道先生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示范,慢慢让大家体会到来自说理和教养的力量。

  我们讨论这场活动的主题的时候,首先映入我脑海的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推荐的一个人和一本书。这个人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伊拉斯谟,后来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经写过一本有关他的传记,取名为《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他在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初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上承文艺复兴,下接宗教改革。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西方历史来说是一个大转折时期,伊拉斯谟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文艺复兴时期他写了《愚人颂》,翻译了希腊文的《圣经》,所以是一个开创性人物。当时代流转,开始进入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相对保守的力量。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比他更为激进的马丁·路德。所以,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场伊拉斯谟跟马丁·路德之争。马丁·路德更像一个家,他的一本传记叫《这是我的立场》,能感受到马丁·路德决绝的勇气,以及跟旧的天主教势力抗争的决心。相比于马丁·路德,伊拉斯谟则显得更加温和与理性。

  所以,读茨威格的这本《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你会体会到伊拉斯谟身上非常深重的矛盾性,甚至是不合时宜性。为什么?因为当他面对呼啸而来的狂潮,温和而理性、两面不讨好的性格会使他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为什么我今天要重提伊拉斯谟,重提“温和的力量”?因为我们今天也处在大转型的时代。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微信号或微博号,甚至开了微信公众号,你要获得10万+,要获得足够的点击率,就不得不使用一些激烈、激进的话语。如果你要展现出一个温和的、说理的态度,也许你所赢得的掌声和点击率就会少很多。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想做一个不迎风起舞又有所坚持的人非常难。作为一个知识人如何在这个大时代中自处,如何在坚守自己所认同的价值、理想的同时,又能够与这个时代、与不同意见的人形成有效的沟通,而不陷入各说各话、鸡同鸭讲的乱讲时代?我觉得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处境当中做持久和坚定的努力。

  黄老师是大象公会的创始人,也是个非常资深的媒体人,过去这些年他对于自媒体的逻辑有很深入的研究。

  蒋方舟老师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时代的弄潮儿,时常处在风口浪尖之上,我相信她也对“自媒体时代如何能够以一种温和但持久的方式表达自我”有非常深入的思考。

  我先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开场白,接下来更希望可以抛开我这本书,进入到这个主题,因为它本身可能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话题。谢谢大家。

  蒋方舟:我觉得周濂老师这本书有两点非常有意思。一个是它非常专业,并没有因为讲稿的形式而减损专业和严肃的程度。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每一章都是一个疑问。我觉得这种设问的方式很像我所理解的哲学的本质,它是一种更为日常、更为谦卑的对社会、对生活的好奇,一种急需要对话的冲动。我觉得这种对话的冲动和好奇的力量是最让我感动的部分。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今天的主题——“温和的力量”。我理解的西方最早的哲学传统是一种对话的传统。它预设了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规范,第一个就是我们都不能使用暴力;第二个是双方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对话基础的,然后才能实现对话。

  哲学的对话要回应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一个是凭什么。很多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在不断地回应“为什么”,哲学的命题可能更集中在“凭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观点和立场的问题。

  回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刚刚周濂老师说的伊拉斯谟的方式——我非常理性地跟你讲道理,把你看作一个平等可沟通的对象,不断地跟你对话,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讲道理”。另外一种是,一个哲学家觉得自己已经想明白了,接下来我所做的一切只是需要去说服你。马丁·路德就更类似后一种传统。

  所以,我们讨论“温和的力量”,我觉得首先需要界定“温和”是什么。在我看来,可能温和指的更多的是前一种,就是我们坐下来讲道理。但是历史上经常是温和的一方失败,伊拉斯谟的失败是非常典型的。我记得茨威格写到伊拉斯谟的一个感慨,他说“在教皇派看来我是皇帝派,在皇帝派看来我是教皇派”。他在历史上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人,也没有随之而来的追随者。茨威格就感慨历史从来不欣赏温和的人,而欣赏狂热派、极端分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温和在历史上常常以失败告终。

  在我看来它至少拥有三个前提:一个是假设我们是平等的,在智识和身份上我并不高于你;第二个是每个人都能离开自己狭隘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在沟通过程中,比如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你为什么不站在我的角度想问题”,但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话的第三点要求也非常严格,就是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有被说服的可能。但是,在所有对话当中,尤其是当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赢你、怎么说服你,我怎么找出你的漏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奇葩说”式的用更夸张的语言说服另外一方,很难承认自己有被说服的可能性。

  所以,即使在最平和、的社会条件下,达成这种对话的理想条件都非常难。所以,对话往往是失败的,“温和的力量”往往是失败的。那对话失败之后该怎么办?

  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我也想向周濂老师求证一下真假——在《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的课堂上,一个学生问“你怎么用正义论的理论去说服希特勒?”罗尔斯沉默了十分钟说:“那只能先把希特勒干掉。”

  但是对于伊拉斯谟也好、茨威格也好,他们非常难以接受这样的解决方式。茨威格就是一个典型,我越看他的书就越发现他的失望。他非常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他写很多人物传记都是从他们身上获取最好的部分,但是他把自己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之后,却发现这个世界配不上这个完美的人。他的意志就崩溃了。他发现他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一样讨论问题,他没有办法接受“温和的力量”被打败、对话失败的结局。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坚持“温和的力量”,不能坚持去对话呢?我觉得也并不是这样。或许我们能够在开放地面对对话失败的时候,依然心怀对话的可能性,依然把这个理想状态下的对话,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听对方说理,当作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去为之付出努力。

  周濂:刚才小蒋提出了非常多的疑问,层层剥茧,自问自答解决了很多问题,其中有很多很闪光的地方。

  我首先回答一下那个关于罗尔斯的传闻。它半真半假,因为那个问题不是提给罗尔斯的,是提给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朋友伯顿·德雷本的。那个人问,如果罗尔斯面对希特勒,他会用正义论说服他吗?伯顿·德雷本说不会,“他或许会掏出,一枪崩了希特勒”。这体现了说理的限度——我们并不是可以面对所有人都进行说理,有些时候也许需要亮出他的肱二头肌。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跟对方共享了哪怕是非常薄的生活世界或者论述的前提的话,我们依然要怀抱一种说理的希望。

  大家往往会把温和等同于软弱或者脆弱,比如茨威格就心态崩溃了。但伊拉斯谟心态就没有崩溃,你在伊拉斯谟身上能看到温和但坚持的力量。前段时间有个记者采访我,说您老是谈“温和的力量”,但我觉得您现在说的很多话都似乎比较激烈,您不是一个温和的人。我说温和并不等于不坚持,但我愿意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这是温和与坚持的一种结合。我始终不认为“说服”是说理的一个主要目的,我更希望是用“理解”来取代“说服”作为讲道理的理想目标。

  什么叫作理解?我们可以把道理设想成道路,我们在林间小道或通衢大道上行走,在这个十字路口遇到了你,在那个十字路口遇到了他,我们彼此之间以一种礼貌的正派的方式互相打交道,然后彼此问候,交换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从此我跟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也许打过招呼我依然坚持走我的路。即便如此,因为我们的相遇,因为我们互相的沟通,我们达成了一种理解。

  黄章晋:这个话题可以拉到我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传播上的极端狂热与温和理性。在媒体干了18年,这方面我有一点点经验和观察。我参与这个话题的时候倾向于假装自己是一个价值中立者,我不对“温和”或者“激进”做价值偏好的表述,我更愿意说它们的结果和原因是什么。

  在讲路德和伊拉斯谟这两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这可能不是温和或激进的问题。以我的经验看,宗教改革这种事情表面上是一个观念之争,实际上是一个利益之争。因为对天主教来说涉及千百万基层的神职人员和中央教廷里的高层人士。他们的利益被动摇的时候就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而且是非常尖锐的斗争。

  谈到理性的力量,如果回溯回去,我刚刚上网的时候感觉中国人的分歧大到什么都可以谈,“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山顶洞人”在一起讨论自己的基本共识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太多了。今天,类似“在小区里什么情况下可以投异烟肼而不是别的毒药毒狗”这种技术性的,或者有关在小区遛狗的秩序,话题变得非常小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叫张华的大学生跳进化粪池里救了一个农民,他自己死掉了。当时还引起了争议——一个大学生,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怎么能跳到粪坑里救一个农民呢?现在这种讨论不会有了,在拥有一定开放度的社会里,当社会交流信息比较充分、碰撞比较多的时候,大家逐渐趋向于中庸一点。

  18年前“9·11”的时候,我卖“9·11事件”号外时遇到的人,表现出来都是一种大快人心式的感觉。今天真的不是这个样子。拉长时间看的话,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越来越趋向正常的有共情、有同情心的“哺乳动物”。就从我自己看,我未见到历史上有任何一个人群,像我经历过的这样,如此快地向文明的方向进化。这我看到是有希望的。

  传播上有一个我自己总结的规律——最容易传播的东西要有传播势能。有传播势能的东西,一定是在它和我们日常的情感、情绪和感知的场景上差异性越大,我们越容易传播它。如果讲的这件事实本身包含的势能不够大的话,我们会不自觉地添加它。

  蒋方舟:刚刚教官(黄章晋的网名)说好像社交网络上呈现出来的发言,某种程度上会变得越来越温和或者趋向于更为中庸。其实我对此是有些疑惑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暴力变得越来越重,比如刚刚有微博的时候,大家还是相对比较文明的。我是1999年开始上网的,那时论坛上我要反驳一个人,就是拍向谁谁谁的一块“板砖”,写很长。那个人再反驳的话,那我就拍给他两块“板砖”。特别古早的论战方式。但是现在在社交网络上动不动就说脏话,这好像已经常态化了。当语言和论辩一旦到达某种激烈程度的时候,它似乎很难降下来,降到“那我们再来一二三四五跟你掰扯清楚”,它好像是一个不断升级的状态。

  我参与一个叫“圆桌派”的谈话节目。有时会看到短视频推送,标题都很有意思,类似于“蒋方舟这句话马未都一听就生气了”,“马家辉一句话噎死了窦文涛”。大家会自发地脑补出一种对抗性。我们会缺乏一种同理心或者说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王尔德的一句话我挺认同的,他说“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远远低于生活对艺术的模仿”。我们可以看作,大众传媒对生活的模仿,远远逊于生活对大众传媒的模仿。我们很多的语式、表态、动作,我们对于人和人关系的想象,已经不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感受,而是被社交网络、大众传媒定型过的一种更戏剧化的感受。

  这是我对教官刚刚发言的一些疑惑。为什么我们实际感受到的语言的暴力或者对抗性,与您说的“越来越趋向于温和和中庸”是不相符的?以及你自己经历的网络论战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黄章晋: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当年在“中青在线论坛”的时候,大家的讨论方式和今天在微博上差别挺大的。我觉得这也很好解释,BBS是分离的孤岛。当时上网的人是一个塔尖,很少的人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是分布在非常多的小孤岛上。有了微博大家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那样的公知。不是以前没有冲突,是因为我们互相隔绝。可能是我做传播的原因,还有就是年纪大了,就变得中庸和温和了。所以,我会时时告诫自己,“怎么说”有时比“说什么”更重要。

  周濂:我觉得教官最后这句话非常好——“怎么说”可能比“说什么”更重要。你说话的方式本身也许就直接造成了双方极端对立的情绪了。

  朋友圈现在也变成了孤岛,我们看不到一些表达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圈其实已经高度净化了。朋友圈有点像当年的BBS,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圈子。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件中不断取关、拉黑各种各样的人。每当出现一个公共事件,我的朋友圈就有人义愤填膺地说,“我又取关了多少多少人,因为他转了某某某帖子”。我们对朋友圈的研究也需要一个反思的精神。

  黄章晋:最后会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原则。社交媒体最受欢迎的内容就是健康和情感,因为这谁都不会反对。

  周濂:关于教官的说法,我想多说一句,温和和态度鲜明不是互斥的,我始终觉得“温和”关乎你怎么讲,而“力量”在于你讲什么。这二者之间是有这么一个差异的。你可以态度鲜明地坚持你的立场,马丁·路德可以说“这是我的立场”,其实伊拉斯谟同样以他的方式宣示和表达了“这是我的立场”。只不过他说话、表现的方式跟马丁·路德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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