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4)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20-03-26 13:14

  新媒体的公共性是近几年学界讨论较多的话题。囿于喉舌宣传体制和自由市场的双重压力,现阶段传统媒体依然受制于这两种张力的羁绊、妥协、渗透和整合,形成了特有的“迂回——整合”模式。从理想层面看,新闻传媒应以社会公器为基本信念,强调独立于和经济的权威性;在个体层面,包含了新闻从业者的报道原则、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此外,它还融合了公众意识、自主精神和专业素养等多级含义。但在现实层面,这种理想往往受到种种限制而寸步难行。传统媒体社会责任与专业理想的掣肘在新媒体的现实表现中得到了补偿性反馈,引发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结构和通往公民社会的某种渠道,尽管这个平台的“公共性”基础还有待于我们深入考察。

  不难发现,新媒体“解压阀”功能折射的制度变迁是网民对公共性机制的渴望,释能的背后是新媒体更为复杂和艰巨的责任使命。有学者认为,“就理想角度而言,大众传媒的根本属性和价值维度应该是公共性:以塑造传媒公共领域为期待,以公共利益至上为目标,以公共线]新媒体的公共性使命在于推进社会,促进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公民社会应当是独立于国家(政府)、市场之外的民间力量,如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对国家公权决策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体现公志和形态。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国家、政府的强烈规制,又掣肘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事实上,中国是否出现公民社会端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态地考察民间公权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与国家、市场的动态关系以及呈现出的新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形态是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判断公民社会指标的重要方面。

  新媒体对公民社会的影响力体现在网民日益觉悟的公民精神和推动增量变革的愿景上。网民捍卫的可能不是与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事件,更多时候是公共事务,是他们所珍视的价值。正如赖特·米尔斯所说“论题是件公共事务,公众感到它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威胁。关于什么价值真正受到珍视,什么东西真正威胁到它,人们常常会有争论。”[13]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西方学者逐渐扬弃集权主义理论方式,以新的框架来阐述中国社会的多元格局,如“不稳定的多元化”[14]、“韧性权威主义”[15]等。尽管政府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公众已经在显性层面能够影响决策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的公共性价值在监督与权力关系的博弈下显现了一定的收敛性和随机性,尽管“强制合意”与“策略妥协”的规制重塑着空间的限度,但新媒体仍具备通过新型的治理路径改变当代社会语境的潜能。从新媒体实践话语看,公共性话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1)制度性不合理的探讨与争辩,推动制度创新与社会变迁。如2003年非典事件、孙志刚事件、重庆事件、厦门PX门事件、上海执法钓鱼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发生逻辑依赖于制度性缺陷在现实层面的爆发,网民以个案样本对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进行拷问,以理性激辩考量事件结果,推动制度改变。这些探讨表达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兴趣,互相交流了价值观和立场,履行诉求的快感。

  (2)监督官员或违法行为。如周久耕天价烟、重庆打黑风暴、温州出国考察团事件、贵州习水县嫖宿案等。对于官员、违法,政府集体违规等消息,网民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度。官员等问题涉及到执政党统治、权力履行等敏感方面,网民往往表现出官民对立情绪,对问题官员和问题政府报以迎头痛击,

  (3)基于“社会不公”与“阶层对立”的共同想象。这类事件是当前最典型和最具能量的网络。如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罗彩霞事件、杭州飙车案等。此类事件的发生往往遵循这样的逻辑“个人遭遇曝光——网络发酵——网民共同想象——社会情绪渲染(认知标签)——公共事件爆发”。在这种网络舆情路径中,网民的非直接利益卷入行为通常基于2种价值预设,即社会不公的判断与阶层对立的先验感知。这2种判断激发了网民的“舆势”,即以造势和社会鼓动等方式寻求事件的解决。(见图2)

  网民与事件双方往往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当事人的个人遭遇往往激发网民的“共同想象”,随之形成强有力的群体性压力,职能部门若没有妥善解决,这种情绪就很可能演化为群体性现实行动。非现实性冲突中的“表达性对抗”超越种族、贫富、阶层、性别和身份,是民众长期积累的对社会不公、高房价、官员等深层社会问题不满情绪的集中释放。网民天然地站在弱阶层一方,以“共鸣式的合力”一起来强权的一方,这种模式是对现实无奈的抗争和现实压迫的虚拟转移。

  (4)道德公器的思辨审视。此类事件中的当事人行为往往能引发某种道德伦理的激烈争辩或者秉持了道德美育,引得众人追捧。典型事件如范跑跑事件、艳照门事件、王石捐款门、长江大学三学生舍身救人等。范跑跑、艳照门和王石捐款事件挑战了传统的道德标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值得肯定的是,公众不单纯以道德审判来绑架行为规范,而以理性的思辨来考量现实的处境。道德思辨一方面反映了转型期社会多元价值的碰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众将原有价值置于社会实践的公共性反思,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媒介接近性准入标准的降低是新媒体技术为信息社会带来的最大的技术福音。西方学界推崇的大众参与理论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已逐渐呈现出新式参的实践。事实上,参与需要公民良好的媒介素养,只有在平等、合理、有序的媒介环境中,的公共价值才能发挥其最大效应。

  诚然,网络并不总是公共领域和私人利益的理性表达。网络大众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公共?公共所依赖的理性土壤是否成熟?有时候网络也会像一样,出现“群氓狂欢”的冲动景观。由于网络匿名性和从众性,广大网民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人性中的戏谑、狂欢化心理,表现了一种失序、空虚和无畏的后现代精神。“群体极化”[16]是虚拟社群在数字空间的一种同质行为倾向。“网络江湖”中的成员犹如“侠客”、“流寇”和“土匪”,各种力量的聚合使其形成了有别于现实社会的“失序社区”。这样的逻辑有违互联网精神和公识,在方旨趣上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民粹主义倾向。

  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天然与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宣传相联系。“肇始于19世纪的民粹主义,随着各地民族运动、宗教运动的展开出现了一次。而文化民粹主义则是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一种与精英主义不尊重百姓趣味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从学术角度说,它是一种文化情感。”[17]而以赫尔岑建立,经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展的民粹主义理论,其核心就是崇尚和信仰“人民”,并将其理想化;把平民化作为判断事件的唯一合法性标准,以此达到文化霸权或权力霸权。比如,将“平民”与“”、“民族”、“合法”、“理性”天然联系起来,以此来对抗不符“”的科学或理性。民粹主义倾向的危害在于它掩饰了大众的真正,以狂热、焦躁的情感表达着某种情绪,以弥散化的方式向社会传播,却在形式上高举正义、合法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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