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伦理人情去审视于欢案的裁判和法律规定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19-03-06 14:59

  “辱母杀人案”从被媒体公开报道至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关于这起案件背后的诸多细节和内情,关于伦理与法律的冲突碰撞,无数专家学者详细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普通网民与各微信公众号也纷纷针对此事发声。现该案即将于5月27日二审,值此机会,笔者也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从本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摘录了部分文字,以不添加任何可能夸大情节、刺激读者情绪的文字的方式,再次回顾一下这起辱母案发生的前前后后,在目前公开的有限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以便引出后续的讨论及观点的阐述。

  根据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5刑初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可知案件发生当天的情形如下:2016年4月14日16时许催债人进入苏银霞公司要债,同日20时左右杜志浩驾车来到该公司一同催要欠款,限制苏银霞及其子于欢的人身自由,并辱骂二人。22时10分许,冠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接待室,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被告人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另有相关视频资料显示:当日22 时13分一辆警车到达,民警下车后进入办公楼;22时17分许部分人员送民警出来办公楼,有人回去。22 时21分许,民警快速返回办公楼,进入接待室后要钱一方受伤的、没受伤的陆续跑出接待室,乘三辆车快速驶出公司。

  证人证言部分显示,证人刘付昌说:“看见要账那伙人围的圈更小了……有一个人面对她们两个,把裤子脱到臀部下面。看见接待室里面那伙要账的人,围着于欢,有人拿着椅子朝于欢杵,于欢一直往后往南退,退到一个桌子跟前,我发现于欢手里多了一个发亮的水果刀朝围着他的那几个人挥舞。”

  证人张立平说:“带胡须的男人就指着苏总就骂,脱裤子并漏出生殖器,还说了一些骂人糟蹋人的话。”

  证人李忠(为本案要债人之一)说:“民警去了说:“要账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说。”派出所的民警出来门准备走呢,这时于欢要往外冲,我们几个不让他走,让他坐回屋里去。我听见于欢大声喊起来了:“你们谁也别过来!过来,我弄死恁!”我扭头一看,于欢手里拿着一把刀子在接待室东南角那里站着大声咋呼着。”

  证人张博(为本案要债人之一)说:“民警说:你们要账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派出所的三个民警就出来接待室,这边的人拦着他娘俩不让他们出去。另证实,当时看见杜志浩脱裤子了,也看见杜志浩拿着鞋往苏银霞脸上捂的时候被苏银霞打飞了。”

  证人么传行(为本案要债人之一)说:“杜三说了几句就开始骂上了,还站在茶几北边脱下来裤子,脱到大腿根儿前了。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民警就来了,女老板和她儿子想跟着民警出去,我们这边的人怕他们跑了,拦住他俩了。我们把女老板的儿子摁在了一个长沙发上。后来女老板的儿子不知道从那里拿的刀子说:别过来,都别过来,过来攮死恁。杜三往前凑过去。”

  证人张书森(为本案要债人之一)说:“后来派出所民警来了,离开办公楼时,欠账的男孩也要跟着出来,我们这边的人挡着不让出来。要账的过程中,看见杜志浩把自己的裤子和脱到大腿根,把自己的露出来对着欠账的女的,把欠账男孩的鞋脱下来,并在欠账面前晃了一会,对着欠账女子说的话很难听,还搧过欠账男孩一巴掌。”

  被害人程学贺说:“杜志浩向那个女老板要钱,并带几句骂人的话。后来派出所的警车到了,派出所的民警说:有事说事,别动手,不能打架。”

  被害人郭彦刚说:“派出所的民警说:恁要账归要账,不能打架。然后派出所的民警出去接待室了。于欢和苏银霞也要跟着出去,我们这边的人说“不能走,恁欠俺的钱不能走”。

  也就是说,案发当日,于欢及其母亲从下午四点左右直到晚十点多,在长达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多名催债人的控制之下。催债人约十人左右,这些催债人在当天下午至夜间,对于欢二人实施了非法拘禁及侮辱、殴打行为,后续又发生了面对此情此景仅仅出警四分钟,便以一句“要账可以,不能打人,有话好好说”匆匆了事的情况。在走出案发房间时,于欢试图与一同离开,但被多名催债人拦下并以包围方式控制在室内,也并未回头予以重视和解决。一般人均可以预见:在离开后,讨债者必然继续实施侮辱、猥亵行为,而且会因为的纵容而变本加厉。在一审判决中虽然无法寻见某些媒体所报道的“讨债人给二人播放影片”、“讨债人将生殖器放在欢母亲脸上并意图她”,甚至是“要求于欢母亲吃屎”等细节,但根据数名当事者的证言,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不法侵害持续时间之长、对人心理刺激之大,加之涉事的无奈之举,已经足以认定为刑法第二条第三款的“特殊防卫”,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同时,我们无法期待一个二十二岁的男性,在自己和母亲遭受此种程度的侵害时保持长久的理智。毕竟他从最初的忍耐,到报警(或想要帮助他的人报警)寻求帮助,到自我保护,已经再无其他救济方法可用。

  不仅是从期待可能性上可以考虑对于欢减轻处罚,即使是从于欢在“崩溃”后所采取的行动也能够看出,于欢的危害性较一审给予他的处罚要低得多。从一审判决书所披露的细节可知,在发现报警无果并被再次围困于角落后,于欢摸到接待室桌上的水果刀,挥舞着刀子说了类似于“谁也不要过来,谁过来就攮谁”的话,而后有人凑过去,于欢就捅了人。他连鞋子都被人脱去,跟别提事先准备作案道具准备行凶。他在摸到刀具后,并非立即就开始疯狂捅刺对方,而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表达了让对方不要再靠近的意思。一审法院也认定:于欢被围困后,在接待室较小范围内持尖刀对四被害人腹、背各捅刺一刀,并没有表现出对某一被害人连续捅刺致其死亡的行为,也没有对离其较远的对方其他人进行捅刺。

  又根据鉴定意见可知,于欢最终捅在几位催债人的腹部、背部,而非头部、颈部或,且本案唯一一名死者系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在媒体报道中可以发现死者是自己开车去医院就诊的,而且有人说他还在医院门口与人发生了争执。对于这些细节,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法院可以掌握死者的就诊过程和病历,那么法院是否可以根据死者的受伤程度和死亡原因判断一下此处的因果关系是否被异常因素打断呢?

  同时,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的关于犯的规定,但是参考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对于犯的认定,我们应当对于欢的行为予以谅解。直白地说,于欢在本案发生时的情绪心理因素,远远大于在某些特定人员在杀人案件中所谓的“抑郁症”因素。立法需要与时俱进,司法需要一视同仁。

  我的上述观点是建立在一审判决所提供的信息上,结合相关刑法理论进行分析的,并未对照现有的刑法规定。因为我阅读了很多学者、老师的文章,认为大家根据现行刑法所作的判断都是适当的。只是遗憾刑法理论中的相关学说还未进入立法,于欢,在我看来,实在应当无罪释放。

  陈光中教授在点评此案时说:“我觉得老百姓、社会总体来讲是通情达理的,不是完全情绪化的。”在与这个事件相关的某些评论或朋友圈中,我见到了一些批判“无知法盲”老百姓的观点,认为于欢“罪有应得”。对此,我想引用在网上看到的陈瑞华教授的一段话:“我们期待着司法人员反思:司法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刑法要不要调整正当防卫的法定要件?刑法理论要不要更加关注社会需要和经验常识?法律人不要过于自负,以为自己才是法律精神的权威阐释者,否则,没有人会把恶法和错误的司法实践当回事的。”

  有些专业人士,甚至是根本不懂法或者仅仅念过两三年法学专业的学生,常常把自己放在“社会一般人”之上,以俯视的姿态去评价大众的表现,认为老百姓都是愚昧浅薄的、易被煽动的。然而,伦理是对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制约,是对法律解释结论和个案裁判的检查,很多时候,“社会一般人”得出的结论,往往最接近合理与正当。我们应该用伦理人情去审视个案裁判和法律规定,而不是一味地排斥普通人的观点。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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